吃药的北极熊_ReinYui

Yui.。
永远住在南极圈爱着不太热cp的企鹅少女
据说是个见异思迁的爬墙狂魔以及长期填不了坑的坑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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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奥】鸢色

warning:算是一个回忆录体的文吧。看完《昨日的世界》之后的脑洞。非国设。

不过为什么普奥的感觉那么奇怪······

波西米亚视角。没有取名字直接叫波西米亚。人设自拟。不喜勿入。

有大量BUG。有大量OOC。有大量不科学。

雷者慎。

以下正文。


“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

   罗德里赫先生在信里是这样说的。

我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是1940年4月1日。然而,直到1945年9月17日,我才在无意间知道,这句话出自莎士比亚的《辛白林》。

罗德里赫先生大概是属于旧时代的人。连基尔伯特那个没脑子的家伙都认为,罗德里赫先生应当在19世纪的音乐厅里骄傲地演奏,而并非蹲在20世纪的沟壑里,望着满天的战斗机呼啸而过,茫然不知所措。

伊丽莎白小姐对我说,波西米亚,你难道不觉得战争根本不应该发生吗?

她在1944年以政治犯或是参与反抗组织的罪名被关入了集中营。我猜想她应当在同年去世了。我并不认为她乐意在集中营中受折磨,因为伊丽莎白小姐是我见过的最有男子汉气概的人。

有时候回忆起过去,我总觉得自己像是苟活下来的人。那些逝去的人们,他们似乎都是那么光辉,那么伟大。然而,活下去的我,则扮演了一个在炉火边絮絮叨叨讲述回忆录的老太婆的角色。他们是英雄,我却什么都不是。

 

让我仔细想想······似乎是在1897年吧,我遇到了那些在我生命中耀眼的人们。那时奥匈帝国还没有解体,维也纳还是安静繁华的大都城。那个时候可以算是太平的黄金岁月,每个人都为赶上那太平盛世而快乐与幸福。战争被认为是不文明的野蛮行为,每个人都瞪大了眼睛,看着时代的进步。人们生活得很好,轻松愉快,无忧无虑。

   那一年我离开维也纳去柏林读书,顺便加入了他们口中所谓的“社团”。当然,那到底是社团还是沙龙,我自己也弄不清楚。在那里我遇到了许多人,比如来自匈牙利的伊丽莎白小姐,来自德国的蠢鸟人基尔伯特与他的弟弟路德维希先生。不过,基尔伯特总是自称来自普鲁士,这让路德维希先生非常为他感到苦恼。来自法国的弗朗西斯·波诺伏瓦先生是一个让人头疼的人,不过他的宿敌,英国的亚瑟·柯克兰先生的厨艺更令人苦恼。美国的阿尔弗雷德·琼斯先生曾经公开地向我们表示过,如果沙龙的研讨内容不是文学艺术而是厨艺的话,我们的坟墓只怕早都长出了大片的青草。

或许我们都不会忘记来自奥地利的罗德里赫·埃德尔斯坦先生。基尔伯特曾经跟我说他和奥地利的皇族有渊源,现在想来,他的名字是不是应该为罗德里赫·冯·埃德尔斯坦·哈布斯堡?然而这一切早都不可考证了。我们只知道他的家族世代为爱乐乐团的指挥,他的钢琴弹得出神入化,并且写得一手好文章。当时我们这群文艺爱好者的人生追求之一是自己的作品被《新观察》刊登,他却早早地做到了这一点。因此我们每个人总是会用一副憧憬的表情看着他。当然······基尔伯特除外。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那种文艺沙龙,简直可以算作松松垮垮的茶会。每一次,我总是能够观察到,刚聊几句尼采与左拉,波诺伏瓦先生就和柯克兰先生为一些琐屑的问题大打出手。琼斯先生会让这一场英法战争火上浇油。接下来,基尔伯特会举起一本刚发表了罗德里赫先生或是伊丽莎白小姐作品的新刊,自以为是地对此妄加评论。当然,不可否认,基尔伯特的文笔犀利老到一针见血,比他那张老是抓不到重点的嘴好上了千万倍。于是伊丽莎白小姐会对此采取暴力行动。罗德里赫先生会说教他们半天。路德维希先生开始感到胃痛,于是服用过量的胃药。我在一旁发呆。小小地自夸一下,估计沙龙里的正常人只有我和路德维希先生。我之所以正常,纯粹要归功于我那稀薄的存在感。对,还有一个马什么来着的,每次聚会都会被遗忘。他应该也是个正常人吧。

我记得罗德里赫先生似乎是个路痴来着。为了防止他迷路,基尔伯特每次都要负担起送他回家的责任。罗德里赫先生在柏林的寄居地是基尔伯特与路德维希先生的家。基尔伯特长期和罗德里赫先生同时活动。我有问过伊丽莎白小姐,为什么基尔伯特老是和罗德里赫先生吵架,他们却长期一起活动。当时伊丽莎白小姐笑得非常诡异:波西米亚,你当然不懂。别看那两个人貌似不搭界,他们在内心上却是极其相似的呢。况且,基尔伯特想给他的宝贝弟弟路德维希自由的空间。

 

 

基尔伯特和罗德里赫先生相似吗?战前,我总是会怀疑这一点。这两个人有太多的不同。一个性格保守温吞,另一个活像刚吞下了一个火药库。一个举止优雅稳重,另一个粗犷轻狂。我猜想他们的价值观也不太相同。基尔伯特曾经骄傲地说,弗里德里希二世是他处世的楷模。罗德里赫先生听完后轻轻翻了个白眼:大笨蛋先生,只有您会对血流成河的征伐感兴趣。我赞赏玛丽亚·特蕾西亚女皇的观点。她认为和平才是最重要的。这也的确。我记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守门人领着我偷偷去看哈布斯堡历代君王的陵寝。特蕾西亚女皇的陵寝背面有一口大钟,钟上是她与她亲爱的丈夫弗朗茨一世。使我记忆犹新的是钟上有一位手持利剑的天使将一个面目狰狞的恶魔打退。守门人对我说,波西米亚小姐,这个恶魔就是弗里德里希大帝。女皇厌恶发动战争的他。女皇认为和平最重要。

但是,当战争来到之后,我却大跌眼镜。

一战爆发前,我刚好离开柏林回到维也纳,亲眼目睹了战争的序曲。那是一个温柔的六月末尾的日子吧。当时人们正准备庆祝一个节日。广场里人山人海,小提琴,钢琴,大提琴,长笛,黑管,萨克斯······音乐与欢歌笑语充斥着首都维也纳。这时忽然有人传来消息,斐迪南大公与他的夫人在萨拉热窝被一名暴徒刺杀了。欢乐的气氛忽然消失,人们静默不语。我当时正捧着一束花同别人交谈。愉快的谈话被打断了。对方倒是有些庆幸:这位不受欢迎的大公终于死了!受欢迎的卡尔大公爵有机会登上奥地利的皇位了!

然而接下来一切的展开却出乎我的意料。不成功的外交与糟糕透顶的政治花招让政客们把握不住形势。大概是一个月后,政府向塞尔维亚宣战。整个维也纳都被狂热的青年们所堆满。他们一个一个穿上了军装,争先恐后要求参加战争。真是无可忍受。他们大抵认为,所谓战争,就是穿上漂亮的军服,在漂亮姑娘们的簇拥下趾高气扬走向战场兜一圈,然后在漫天的花瓣雨里凯旋吧。那些参加了战争的年轻人,有多少能回来?

罗德里赫先生当时应该也在维也纳。他不想参加任何战争。但是在当时,一位奥匈帝国公民宣布自己不愿意参军,是会受到惩罚的。战争开始一段时间之后,罗德里赫先生被迫进行了征兵健康检查。所幸的是,他没有合格。于是,他得以留在维也纳。

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不想赘述太多,毕竟这一次大战的结果是非常明显的。对于我们这种学生,这场战争只是改变了生活环境,并不会直接夺走我们的生命。四年的劫难,换来了疯涨的物价,凋敝的经济,困难的局势······卡尔皇帝宣布退位的时候,我以波西米亚贵族的身份去车站送他一程。因为是服丧期,我只能穿着不合体的,旧了的黑色丧服。我为这种不体面的衣着感到不安。令我惊讶的是,车站里安静的人群中,有好多煊赫一时的贵族,他们的衣着反而不如我。车站完全是破败不堪,供人们休息的座椅,上面的皮垫子不知被什么人尽数剥了个干净。候车室里过去精致的窗帘,如今很难找到完好的。皇帝行了一个军礼,头也不回,踏入了通往异乡的车厢。我猜想皇帝一定在努力忍着泪水吧。他作为一个放逐者,再也不能回到自己热爱过,并为之奋斗的国家。跟随他一块离开的,还有统治这个国家千年的哈布斯堡家族。旁边的老夫人终于忍不住了,同样穿着丧服的她掩面而泣,压抑的抽泣声打破了死寂。她大概是个忠于国家,为国家献出了亲人生命的日耳曼贵族吧。

她哭泣的理由,比我更充分。

我离开车站的时候看到了罗德里赫先生。我知道他的父亲弗朗茨·埃德尔斯坦先生在前线牺牲了,他的母亲特蕾西亚·埃德尔斯坦夫人因为物资匮乏,在一场肺炎中去世了。他瘦了许多。他旁边是久未谋面的基尔伯特。基尔伯特明显蔫了,给人以哀伤的感受。他好像看到了我,向我报以一个悲伤的微笑。人群把我和他们隔得很远,我没有办法追上他们的脚步。

我一心想着奥匈帝国解体,捷克斯洛伐克建国的事情,于是去报摊上买了一份报纸。跳过巴黎和会,乔治·劳合,克里蒙梭,威尔逊,我想看的内容始终没有出现。我随手向后翻,看到基尔伯特的文章。基尔伯特的观点倒是和我料想的不一样。我一直以为基尔伯特是个该死的军国主义者,脑袋里只有打打杀杀。基尔伯特本人却正在对德国的行径进行反思。他在文章里说,每个人都应该为国家负起真正正面的责任。

1953年,基尔伯特莫名其妙的在一群历史研究者中走红,成为了“真正有良心的社论者”。那年秋天有个年轻的基尔伯特崇拜者拿着他研究出的基尔伯特年表来找我,希望我给出建设性的意见。这时我才从年表上知道,基尔伯特在那场战争中失去了父亲弗里德里希·贝什米特先生。我终于明白那个微笑的用意。

战后,我的家乡,捷克斯洛伐克得到了独立。我的父母选择迁回布拉格。他们认为维也纳的环境非常糟糕,通货膨胀到了令人无法忍受的地步。我并不想离开维也纳,因为我深深热爱着这片文化多元的土地。我问过父母,能不能考虑去因斯布鲁克或者萨尔兹堡。我得到的回复非常简单。也非常直白:残破的奥地利在短期内没有未来。

1919年秋天,我离开了维也纳,举家迁往布拉格。离开的时候,当初一部分幸存的旧友来送我。基尔伯特和罗德里赫先生是一起来的,伊丽莎白小姐告诉我他们希望继续中断的学业,为了省钱住在一起。他们已经没有了可以给予他们庇护的家庭。风吹动深黄色的落叶,一树一树,就那样猝然翩翩落下。酒红色的枫叶带着浓厚的殷红色,深邃如同血泪。我站在浩淼的苍穹之下,立于充斥着伤痕的土地之上,忽然泪流满面。我知道我无法回头。

后来的事情便万分简单。最初父母将我盯得很紧,不允许我回到奥地利,生怕我借机离开布拉格。我不知道父母在战后还有多少财产,但是他们一直给我一种生活富足,和战前无异的假象。他们在布拉格买到了一处非常漂亮的房产,从我的房间窗口就可以看到有名的布拉格城堡。有时我可以收到朋友们的来信。我总是坐在窗下展开信纸慢慢地看。风裹挟起碎裂的阳光,阳光渗透过指缝,斑驳不齐地落在皱巴巴的信纸上,恍惚间似又回归到当年。

过了一段时间我的学业终于画上了句号。脱离了家庭,我时不时可以重新返回维也纳。让我惊讶的是,布拉格的局势远远比维也纳好。我曾经冒着寒风去听一场由罗德里赫先生音乐会,当年豪奢的音乐厅居然显得破败不堪。温暖的炉火是没有的,听众不再是衣香鬓影的一群,一个一个都裹着破旧的大衣,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照明用具似乎也很不堪,整个音乐厅充斥着惨淡的气氛,连音乐家们指尖流泻出的音符也显得格外哀怨苦楚。我对这一切感到惊讶。音乐会结束后我去找罗德里赫先生询问这一奇怪的变化。他对我苦笑,幽幽地说,整个奥地利已经陷入混乱了。几乎人人都在挨饿,很少有人能够吃饱饭。走出大厅的时候,我很不意外地看见基尔伯特正在等他。罗德里赫先生让基尔伯特带着我一起去一趟环城大道,看看那里的变迁。那是一副怎样的情形啊!在我记忆里高雅清静的环城大道满是举止粗俗的外国人,高贵的帝国酒店里喧嚣吵闹声让人头疼。罗德里赫先生解释说,许多外国的失业人员听说奥地利物价便宜,纷纷蜂拥而来,占据了昔日贵族们生活的空间。我默默没有说话。夜风中隐隐有雪花飘落而下。走到美泉宫旁时,雪纷纷扬扬,似乎要埋葬这一片古老的回忆。之前我曾经计划去巴登散心。看到这一切,我忽然取消了这一计划。我感觉自己像是生活在夹缝中,明明记忆里的城市是那么的繁荣祥和,记忆中的帝国是那么强盛安宁,事实上,那个强大的帝国早都消失了。而过去繁华浪漫的城市,如今只能在生与死的边缘挣扎着,苟延残喘。我懂得罗德里赫先生的感受。我们这一代人就像是生活在水中的鱼忽然被抽离水的环境,只能徒然在真空中翕动着干涸的嘴唇,无所适从,手足无措。

我的喟叹一直持续到1937年。直到这一年,我才发现自己是那么的可笑。凋敝却又平静的局势,只是时代给我的一个短暂的休止符。在这短暂的平缓过后,余下的,是平平仄仄的枪炮声,是命运毫不留情的碾压。

1938年3月,一个令我震惊的消息传来了——德国吞并了奥地利!

那天早上,我在布拉格吃早餐。我的习惯是边喝咖啡边读早上的报纸。碰巧那一天报纸送来时放反了,报纸的底面恰巧刊登着一篇有趣的小说,我便决定从后倒着看报纸。不知不觉间,报纸上刊登的新闻越来越严肃。最终,仿佛是宿命一般地,我看到了那行不祥的黑字:德奥合并。手指一滞,新买的陶瓷咖啡杯就那样突兀地砸在地上。棕黑色的液体在地板上无声地蔓延。

四分五裂。

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顶多能够想到的,是《凡尔赛条约》被撕毁了。我不是关心时事的基尔伯特。我是一个心很小的人,心中容不下那么大的世界,容不下政坛上的风起云涌。我所在乎的,不过是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我当时呆坐了很久,最终决定收拾行李去维也纳,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说来也巧,我在去购买火车票的途中遇到了弗朗西斯·波诺伏瓦。法国人一如既往地热情,围着我问这问那。当得知我打算回奥地利时,他相当惊讶:“波西米亚,哥哥劝你千万别去!天知道我们的小阿道夫要在维也纳做什么!你不想无缘无故丢掉性命的,对不对?”他告诉我,他从亚瑟·柯克兰那里知道,前些天有一列从慕尼黑到萨尔兹堡(作者注:口胡的)的火车被拦停了,所有奥地利籍或奥地利裔人都被截留下来,听说还有人因为抗拒检查而被当场枪决。吓唬了我半天,他终于善意地安慰我,捷克斯洛伐克应该不会有事的。还有西方列强呢。

送走弗朗西斯之后,我终于意识到,之前短暂的安宁终于要画上句号了。我虽然不关心政治,但是斯洛伐克想要脱离共和国的呼声,这我是知道的。不止一个人担忧地对我说过,斯洛伐克总有一天会脱离共和国,独立建国。我把之前的旧报纸找出来,认真阅读我从未看过的时事版,这才发现,有许多触目惊心的事情,在这个飞速旋转的地球之上,悄然发生。遥远的远东战火纷飞,非洲的烽火点燃了黄沙。种族迫害已见端倪。不少人游过界河,穿过阿尔卑斯山,越过国境线,纷纷从德意志第三帝国逃走。他们衣衫褴褛,眼中充斥着迷茫与绝望。我已经无法置之度外了。我隐隐觉得,下一个受害者就是我。我马上动身,移居到看起来稍微安全一些的瑞士,投奔校友瓦修·茨温利。

大概是同一年,我的家乡——捷克斯洛伐克被德国吞并了。

接下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国与国之间的邮路尽数破灭了,我很难和故人联系。1940年4月1日,我收到了罗德里赫先生给我的最后一封信。

信中的内容很简单。他被迫为纳粹德国服务,用他的音乐粉饰战争的残忍与不义。他说,他现在正在挣扎。对他来说,活着或死去,似乎已经没有多大区别了。

最后一次见到伊丽莎白小姐也是在1940年。她对自己的祖国沦为法西斯的卫星国深痛苦。她加入了地下反抗组织。她来到苏黎世,是为了接收爱国人士对他们组织的募款。她告诉我,她已经制生死于度外了。

我就是这样,像懦夫一样,在苏黎世,安安静静地待着。在一个极其小的堡垒里独善其身。而堡垒外面,是我重视的友人。他们被时代碾碎,而我却无能为力。我甚至没有勇气冲破这个堡垒。

就这样等待着,忐忑不安地等待着。

战争结束的那一天,我终于可以离开暂时的庇护地——苏黎世。我没有回布拉格。我选择了充满创伤的维也纳。战后被四国联军占领的奥地利首都,各种不和谐事件已经司空见惯。幸好我遇到了已经荣升为上校的阿尔弗雷德。在他的保护下,我没有遇到抢劫等令人不安的事件。

我去了罗德里赫先生工作过的乐团,打听他的下落。乐团里还剩一个老清洁工。他对我叹气,说,埃德尔斯坦先生在被勒令为纳粹工作后,忽然公然反对种族制度。他遭到了处罚。幸运的是,他没有被送进集中营,而是被送入东线战场。他说,根据道听途说的消息,罗德里赫先生在拿到枪之后,举枪自杀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会有这样一个结局。

我和阿尔弗雷德一起打听了半天,才勉强得出了一些人最终的结局。

伊丽莎白小姐暴露了。她被抓入集中营。像我之前所叙述的那样,她死了。

亚瑟·柯克兰加入了皇家空军,在英格兰空战中成了战争英雄。只不过,早在1941年,他驾驶的飞机被德军击落了。曾经辩惊四座的少年,如今只留一地颓唐的残骸。

弗朗西斯·波诺伏瓦一直留在法国。马其顿防线被突破后,他加入了自由法国进行抵抗活动。他的地上身份是维希法国驻纳粹德国的外交官员。当然,他的身份也暴露了。卒年不详。

路德维希先生一直是坚定的爱国者。我猜测他应该被阿道夫·希特勒忽悠进了纳粹党。听说战争结束时他已经是少将了,领导着一个谍报小组。当盟军士兵冲进他的办公室时,他显然刚死不久。他的手心里攥着一张照片。我听说照片上的人是他的夫人,爱丽丝·瓦尔加斯·贝什米特夫人。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现在在瑞士日内瓦,还不知道丈夫去世的噩耗。

当然,和我一起打听朋友下落的阿尔弗雷德先生,他后来在朝鲜战争里失踪了。人们更倾向于,他已经战死了。

只有基尔伯特,这个人就像不存在了一样。我从未听说过他的故事。

大概也就是在1953年,那个好奇的基尔伯特研究者给我带来了他最终的故事。

他曾经对纳粹抱有希望。然而,在罗德里赫先生的死讯传来时,他却改变了自己的观点。

研究者给我看了他当年的日记。他在那一天只写了这样一句话:“要给小少爷报仇。”

他用了不知多少年的时间混入了纳粹中高层。然后,他与别人合谋,要刺杀希特勒。

阴谋显而易见地失败了。基尔伯特被枪毙了。

那个年轻的大学生一脸虔诚地向我讲述了以上这段话。他满怀期望地向我展示出了一个古旧的怀表。他说,这是他们大学基尔伯特研究小组某位成员弄到的收藏,听说是基尔伯特的遗物。我接过怀表,看到表的底端有“埃德尔斯坦”的铭文。

这是罗德里赫先生的遗物。基尔伯特一直把它带在身边。大学生问我这块怀表背后的故事。我说,没有故事,只是一块表而已。

于是我很满意地看到他的脸色变得赤橙黄绿蓝靛紫。为了安慰他,我找出了基尔伯特写给我的全部信件。我问他,用信件换这块表,可以吗?他顿时高兴起来,一把抢过信件,把表塞到我怀里,生怕我反悔。我把他送走了。

这块表的秘密,我想我是要把它带进坟墓了。

我不知道我能还能活多少年。但是,社会主义的发展,我见证了。苏联的强盛,我见到了。捷克与斯洛伐克的分分合合,我也看到了。东欧剧变,布拉格事件,匈牙利事件,冷战······我都一一经历了。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岁月苍茫。

后来在一个秋日的早上,那个大学生又来敲我的门。现在,他已经不是大学生了。已经是稳重的壮年人了。他要以我的角度写基尔伯特的传记。他忽然问我传记的名字是什么。我想了半天,终于说,“鸢色”吧。

这一世,我们都经过太多的时代变化,都在哪风起云涌的血色浪潮中迷茫哀叹。我们是最幸运的一代,见证了那么多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我们也是最不幸的一代。我们甚至没有办法守护住最重要的人。然而,在血红色的底色中,我们也真正明白了许多难以体悟的东西。 

听完标题后,他就那样定定地看着我。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明白我的意思。

 

大概又过了三年,埃德尔斯坦家的人找回了罗德里赫先生的遗骸,打算把他移葬到什么地方,前来询问我的意见。我想到基尔伯特的坟墓似乎是在林茨的郊外。我对他们说,和就葬在贝什米特旁边吧。他们似乎是非常好的友人呢。

下葬那天我从布拉格赶到了林茨。我把怀表放进了罗德里赫先生的坟墓中。

天苍苍,野茫茫。平静的坟墓之下,涌动着不平静的呼吸。

我抬起头,仰望鸢色的天空。天空似乎很安静,但仍然可以看见,有层层的暮云,在那里翻滚着,纠缠着。

我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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